它们批准并执行各种有关财富和权力的使用及限制的基本解决方法。

但双方不存在明确的合同或可推知的合同时，则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而应认为双方是履行夫妻法定的相互扶助义务或协力义务。[14]此外，在德国 1986 年的名案违反约定停服避孕药中，18 岁的女子向其男友口头承诺服用避孕药，其后未告知男友就停服，后怀孕并生下一个孩子。

二是避免当事人在任何情况都得不到缔约失败的救济而不敢投入。其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在于，在现代的复杂交易（如各类并购合同）中，合同的缔结是个漫长的过程，受信息、市场未来变化等诸多限制，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往往会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谈判成果。父母为子女每月邮寄生活费的约定也可以认定为赠与。奥地利这方面的法制经验颇值一提。这主要针对最为核心的人格权领域（如宗教、生育、隐私等）。

原告当即向被告磕头，叫了几声干爹，并对围观群众说：我得了红旗车，明天我请大家喝酒。另一方面，不执行协议也会使法院在道德评价中处于尴尬地位：法院不尊重诺言，从而影响法院的权威和合法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公众应当知道什么构成了不能接受的公共行为，在反对这种行为时到哪里去寻找支持的力量。

面对我国丛生的腐败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这两种进程仅靠自身都无法成功：它们都需要一个扎实的制度基础——从诸多方面来看，众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缺少这种制度基础。目前特别要重视反腐法律的严格性而非严酷性，做到轻刑必罚，严而不厉，刑罚的威慑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罚的可能性，即违法者被捉并受到处罚的概率这就是为什么卢曼在《风险沟通》一书一开始就批评社会学的自我设限（abstinence），即将生态风险的根源局限于社会系统内部，而没有看到社会系统的环境，没有看到所有系统内部的问题最后都要追溯到系统与环境的区分。

许多问题，——生态风险只是这许多问题中因其显著重要性而特别引人注目一个而已，——之所以难于得到解决甚至无法得到解决，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现代社会这一结构性特征。那么，这类问题就会被排除在法律系统之外，法官、律师和当事人根本不会视之为法律问题。

这种规范上的闭合，是法律系统之所以自成一体，区别于其他系统（如政治或道德系统）的标志和条件。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现状，作为一种现实，就是任何未来可能改变的既定出发点。五、对生态风险，法律究竟能做什么？语言是有限的。法律系统的全部运作就是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

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要求回答特定行为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问题。可以看出，两种程式最大的差异在于：目的程式的应用本身决取于对未来的预测，而条件程式的应用则不。这就意味着，一旦系统与环境产生共振之后，系统运作结构会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始终是一个开放供选择的问题。即使对于可以言表的，我们也不能一次说出一切（P12），而必须有所选择。

这种对环境的更多考虑，也并不符合卢曼有关重新引入系统/环境区分的主张。卢曼说，从生态意识到具有社会效果的沟通，始终是一条漫长的路。

而前述法律系统的新变化，却涉及了新的符码和程式：看起来，变化了的法律系统中，合法/不合法符码和条件程式仍然继续存在，同时又增添了第三值（如生态价值或环境利益）和他种程式。无论人们对这一事实作何解释，——是将其归结为强国梦驱动下的主动仿效还是指其为全球化大潮中身不由己的卷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

因为选择聚焦于法律系统，卢曼在《生态沟通》一书中对其他功能分化系统，如经济系统、宗教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等的讨论，在本文中将退隐不现，只具有类比的参考意义。事实上，关于说什么不说什么，卢曼还作了一个未曾明示的选择——同样是对实然的揭示，卢曼强调的是系统不能做什么，而不是系统能做什么。看起来，要想使法律对生态风险具有更恰当回应，先要改变现代法律系统的这种共振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两类选择是一次性完成的。这样的学者，居然会屈尊关注生态危机这一俗世之中的热点问题——这也许可以说明：现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已经达到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的程度了。六 结语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作为事实，中国已经开始并且仍未停止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制度移植为特征的。

在那些希望现代法律能够更有效地回应态风险的人看来，这一特性是可恶的障碍：当代生态风险研究者，尤其是环境法学者，纷纷指责传统法律结构不能适合解决生态风险的需要，倡导改变法律甚至来一场法律革命。在系统的特有频率之内，法律系统又是高度敏感的，其对生态风险的共振也可能因此而过多。

（P68-69）很明显，法律决定这种恣意的增加，损害了法的安定性，损害了法律提供规范性预期的功能，——用卢曼的话来说，使法律结构变形（deform P75）了。这一方面意味着，政治系统并非法律系统的附属，不是专为解决法律系统剩余问题而存在的。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法律自主与开放、稳定与适应之间的张力？如果我们不能放弃这彼此拉扯的两端中的任一端，那么就应当追问：在什么意义上，法律系统是自成体系并具有稳定性的？在什么意义上，法律系统又是具有开放性并可以学习适应的？正是在这里，卢曼通过提出如下著名论断而做出了独特贡献：[21]法律系统在运作上是闭合的，但在认知上是开放的。《生态沟通》的德文版，与贝克的《风险社会》同一年（1986年）发表。

[10]从古至今，社会由简单走向复杂。当然，我们不应指望，卢曼能够在诸如中国环境法治何处去等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直接的答案。（P2）相形于卢曼对宏大理论的偏好，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即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是一个较为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确定环境风险的基准线或门槛、明确接受风险意愿或对风险的容许水平、权衡互相冲突的环境相关利益三个方面，由于缺乏共识，[30]——科学的、伦理的或政治的共识——相关的决定看上去只能是任意的。

政治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不能担当这一角色。[14]但是，这些都是法律的实效问题，而不涉及法律的规范效力。

我们不能说出一切，因为有些东西是无以言表的。在这个意义上，系统的环境对于系统而言，永远都是有风险的。

这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环保行动，也可以是有益的提醒。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形成和贯彻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而不是维持规范性期望。

这种方式取决于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即前文所述应用合法/不合法符码时使用如果……那么……条件程式。虽然，以卢曼基于对观察的观察[7]的宏大社会系统理论为知识背景，我们在本文中也并不能忘记，生态风险问题，即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并不是这个社会子系统或那个社会子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社会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和差异问题。如前所述，对于包括生态风险相关信息在内的所有的外来信息，法律系统在认知上虽然是开放的，但却并不是全知的。假如系统随时随地与其环境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系统对环境发出的任何呼声都不加选择地予以回应，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将系统与环境区分开来了，系统就不会作为系统而存在着（P16）。

在运作中，这些结构可能不变也可能会变。能够成功包容这种改变的法律系统，已不再符合卢曼对法律作为功能分化系统的界定。

卢曼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包的：[4]法律、政治、经济、艺术、宗教、信任、权力以及作为激情的爱[5]。（P29）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解决环保问题并无助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系统对外来信息的这种选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选择某些信息，而无视另外一些信息。在卢曼看来，这是在法律系统的二值符码之外，引入了合法与不合法符码之外的第三值（P73），即政治。